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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腔北调究竟多少方言与中华民国国语失之交臂?

发布时间:2019-11-13 05:42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编者按:地分南北,十里难同音。亿万口舌,吐千百言语。腔调各异,人心不同,一座文化巴别塔,难倒古今贤人。

  作者郭晔旻,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,文史爱好者,著有《丝路小史》。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,谢绝转载。

  在现今的中文网络上,“____话差一票成国语”几乎已是随处可见的选择题。最常见的版本大概是粤语,有人就煞有介事地演绎出“据说民国初期,很多议员来自广东,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”的说法。当然,空白处的地名,绝不限于广东一地,四川、武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版本也是屡见不见。当然,在这里大家“争抢”的都是“中华民国”的国语,对大清国的国语好像兴趣不大。但是在历史上,真正的“中华民国”国语倒的确是的从清代制定的国语继承而来。

  清代很早就有“国语骑射”的说法。早在入关前的天聪八年(1634年),清太宗皇太极就下过这样一个上谕:“朕闻国家承天创业,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。弃国语而效他国,其国未有长久者也”。但其中的“国语”,指的是“清语”,也就是满语。入关之初,执掌帝国权柄的满洲大员们大多不懂汉语,不识汉字,朝廷不得不“每部置启心郎一员,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”,“每遇议事”,这些人就坐在王公大臣身旁,充当同声传译。相反,地方督抚们终究以汉人居多,同样看不懂朝廷的满文诏书,也只好“每处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(即满文)文书”,庞大帝国的运转居然要依靠“启心郎”与“笔帖式”这样的满语-汉语翻译才能正常维持,如何谈得上“四海一家”呢?

  好在,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在上亿汉人的汪洋大海中,总计不足百万的满族人心里也不愿意,也不免“居之既久,渐染汉习”,甚至涌现出了纳兰性德这样风度翩翩宛如汉家贵公子一般的才子。康熙十年(1671年),由于满洲官员都已经谙熟汉语,“内而部院,外而各省将军衙门”的满汉翻译就统统下岗了。

  当时的汉语通用语,习惯上称为“官话”,并无统一的口音。比如过去江浙一带的乡绅迎接到访的客人必定先说“来,请(坐)”,而吴音“来”同“蓝”音近,“请”与“青”音近,这就是用于形容语音不标准的 “蓝青官话”的来历。至于广东人就更有趣了,他们学的官话居然是广西桂林话(属西南官话)。传说这是因为桂林的官话教师自卖自夸称桂林话“尝蒙高宗(乾隆帝)褒奖,以为全国第一”。所以,在早期视频里不难发现,出生于广东三水(属粤语区)的汪精卫却说着一口桂林口音。更有意思的是,在“中华民国国语”的争夺战中,桂林话反而没有什么存在感。

  到了清代末年,受到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统一国语的影响,“国语”一词逐渐取代此前广泛使用的“官话”一词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代称。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,清政府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开会通过了“统一国语办法案”。这个会议决定,“各方发音至歧,宜以京音为准”,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,没广东话或者其他方音什么事了。当然这句话后面也有个尾巴,所谓“京语四声中之入声,未能明确,亟应订正”。这里就要解释一下,所谓“四声”即“平上去入”,有个很好记的例子,即“天(平)子(上)圣(去)哲(入)”。随着语音的演变,清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入声,这被传统韵书视为一个缺陷,也就是“统一国语办法案”中“未能明确”的来历。

  这个“统一国语办法案”通过才大半年,宣统小皇帝即告退位。“统一国语”的任务自然只能留给后来的中华民国来完成。民国新建,蔡元培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。临时政府北迁以后,1912年7月蔡元培组织临时教育会议,讨论教育事宜。12月,教育部据此由专门教育司筹设“国语统一进行办法”,特开设“读音统一会”。

  这个“读音统一会”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决定“国营”。可以说,诸多“差一票成国语”的段子大抵从此衍生而来。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?1913年2月15日,读音统一会开会,是日到会者共44人,选举吴稚晖为议长(29票),王照为副议长(5票)。

  “读音统一会”上有没有争议?自然是有的。最大的争议是吴稚辉希望保留传统韵书里的13浊音声母,照他半开玩笑地话说,是“浊音字母雄壮,为中国之元气。德文浊音字多,故德国强盛;吾国不强,因官话不用浊音之故。”由于吴稚辉是无锡人,无锡话(和其他吴语)正好保留了浊音,所以日后王照(山东人)就说他是“阴怀以苏(吴)音为国音之主义”。从这句话看,如果硬要说有哪种方言距离国语位置最近的话,恐怕也是吴方言了。至于广东话也好,四川话也罢,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到台面上讨论过,与国语“失之交臂”一说,就更谈不上了。

  结果,在“读音统一会”上,“古音、今音、南音、北音,闹个不休”,但是“总没有一个满意的混合,以后闹得时候太久了,就勉强求一个结果……用多数表决法(每省代表一票),审定了几千个字音”。这就是后来在1921年公布的《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》,也就是所谓“老国音”。它实际上是个以北京音为主并杂糅了其他音(主要是保留入声)的混合音系。这是因为北京自元代起,经明清两个朝代,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,北京话在普通人的心中往往就意味着“官话”。比如明代天启年间,边远州县一见到骑骏马、着好衣说北京话的人,就会惶恐不安地认为他们是朝廷派出的锦衣卫……所以,连吴稚辉都承认“北京音”在形成“国音”中占有特别地位(国音“什九以上”与京音暗合)。

  受当时媒体条件的限制,斟古酌今的“老国音”据说只有语言学家赵元任一个人会说。于是,到了1924年的时候,北洋政府的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又进一步修改了国音标准,决定放弃“老国音”,改为以实际存在的北京语音作为“国音”的标准,被称为“新国音”。这样一来,“一下子就涌现出了一百万以上可能的师资来代替我(指赵元任)这个孤家寡人”。

  “新国音”的音系与今天的普通话已经极为接近。但当时的北方人还是认为它不是正宗的“北京话”。侯宝林在传统相声《北京话》里就嘲讽过这种“是的是的,我已经知道了,好喽好喽,我们俩一道走好喽”的“国语”,感慨“在上海这么说行了,这就叫北京话,到北京来就不行了”。

  诚然,民国后期的国民政府建都南京,上海则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全国文化中心。这种侯宝林口中“实在不是味儿”的国语是不是受到了长江下游方言(江淮官话与吴语)的影响才变味的呢?这个推测似乎合情合理,大众印象里有气无力的“中央社广播”与素有软糯之称的吴侬软语仿佛也能对号入座;但事实也不是这样。

  20世纪20年代,国内广播还处于草创时,的确有过一定的混乱。“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除了一位男播音员黄天如外,几乎无固定的合格的国语播音人员,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凑合一阵”。有一次实在无人,竟让总务科长播音,此公一口地道的江苏太仓话,大概也只有上海人与苏州人听得懂了。但到30年代,中央广播电台扩建成为“东亚第一,全球第三”的广播电台, 对播音员的资格要求已经明确为“国语纯正”。这与中共方面的陕北台在1948年提出的播音员“能操流利国语”其实毫无二致。

  国民政府虽然地处南方,对于播音员的国语要求则未妥协。比如1935年招考时,口试有十五名应试者,结果只录取了两位应试者,其他则因国语发音不过关而被淘汰。实际上,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出色的女播音员的“南京之莺”刘俊英就是久居北平(北京),并在北平度过了小学、中学和大学时代。与她同期考取的张洁莲出生在哈尔滨,但长期生活在北平;而吴祥祜本身就是北平人。她们的“国语”口语自然也应是京腔京韵的。

  从这个角度而言,“软绵绵”的“中央社广播”或许与方面“平均速度要比平常说话慢一点”的播音要求有关。而在统治末期“中央社”变成“造谣社”的实际情况,大概更加深了听众“恨屋及乌”的印象。反过来则可以说,中华民国时期,北京音的“国语”地位,其实自始至终都不曾动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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